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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照郭沫若的嘱咐，“新安旅行团”打了申请报告，并由郭沫若亲自转交陈诚。陈诚看了后在报告上批了下边的话：“该团可予收编，尔后按名额发给薪金和经费。”

　　见到陈诚的批示后，“新安旅行团”的同志们犯难了：如果接受陈诚的收编，“新安旅行团”就将受制于人，丧失独立工作的权力；如果不同意陈诚的收编，不要说活动经费没有，连吃饭生存都存在问题。就在这进退两难、生死存亡的关头，周恩来又一次约见了“新安旅行团”领导人汪达之、徐志贯。

　　周恩来对他们说：“你们用的钱一定要国民党出。‘新安旅行团’这个民间团体的独立性，也一定要保持。不过你们一定要充分利用已获得的社会影响，把国民党地区的抗日宣传工作坚持下去，工作做得越多越好，社会上同情、支持你们的人也会越来越多。”

　　听了周恩来的指示，“新安旅行团”犹如迷航的舵手看到了北斗星。他们一边勒紧裤带，加紧工作，扩大社会影响，争取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；一边由汪达之出面求见陈诚。经郭沫若鼎力相助，汪达之见到了陈诚。陈诚听了汪达之诉说的“新安旅行团”几年都遵照中山先生“唤起民众”遗训的精神进行抗日宣传等情况后，很恼怒地说：“你们没有钱，又不愿接受我们政治部的收编，连自己生活都无法维持了，还谈什么抗战？你不要贻误这些年轻人和孩子们的前程，趁早解散的好。”

　　汪达之当即据理力争：“这群孩子，为宣传抗战救国，背井离乡，如今家乡已经沦陷了，你却要我解散他们，让他们到哪里去呢？我以后又如何向他们的父母交待呢？”

　　陈诚说：“如果你们不愿解散，那么也可以。你们人数不多，大的可以保送他们进战地干部团学习，小的可以送进难童保育院。”

　　汪达之当即起身明确地对陈诚说：“这件事要由‘新安旅行团’全团讨论，我个人不能作主。”

　　2025-08-03，是“新安旅行团”建团3周年的日子。为了纪念这个有意义的日子，“新安旅行团”在汉口一元路战时儿童保育院举行茶会，请来了田汉、任光和陶行知等文化教育界人士参加。陶行知当场朗诵他写的一首赞扬“新安旅行团”孩子们的诗：“人从武汉散，他在武汉干；一群小好汉，保卫大武汉。”

　　尤为令人激动的是，邓颖超在百忙之中也赶到了。她一到就对大家说：“周恩来同志本来也是要来参加你们的茶会的，但他临时有事来不成了，委托我来参加你们的纪念活动。我热烈祝贺你们3年艰苦奋斗取得的成就，祝贺你们‘新安旅行团’第二团的成立。我们所有要求抗战到底的人，都应该祝贺你们，同情你们，支持你们，共同把抗战的事业进行到底！”邓颖超还即兴为“新安旅行团”题了一首诗，其中两句写道：“你们走了二万多里路，我也走过二万五千里。”她把“新安旅行团”的足迹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相提并论，这是对“新安旅行团”的极高评价。

　　在周恩来、邓颖超等人的鼓励与指导下，“新安旅行团”在武汉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。特别是“新安旅行团”二团，一直坚持到武汉失守前两天才随八路军办事处南撤长沙。就在撤离之前，他们还用驴皮胶水拌红土在沿长江边的麻石墙上、江汉关的大楼上和其他一些高大建筑物上写下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的巨幅标语。